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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祎的才具,不及蒋琬,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。蒋琬在有生之年,以费祎为第一替手;蒋琬死后,这大梁便轮到费祎来挑。
费祎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。他从延熙九年挑起,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。六年之间,不曾出过什么乱子。
对魏方,费祎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,想绝对不攻。但是,姜维一定要攻。他就尽量抑制姜维,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,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。他向姜维说,“丞相(诸葛亮)都平定不了中原,何况我们?”
费祎可说是蒋琬的信徒,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。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“以攻为守”。我对他,实在难有好感。
但是,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?我的理由是: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,国力颇为亏损以后。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,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患。
费祎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,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,与卫将军姜维“共录尚书事”,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。没有等到蒋琬去世,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。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,在延熙九年以后善加运用,不应该一味地守,更不应该抑制姜维。
《孙子兵法》上,有这么一句话:“守则不足,攻则有余。”有些人把它解释为“兵力不足的时候,就守;兵力有余的时候,才攻。”
我以为这样解释,失掉孙子的原意。孙子的原意是:“老是守,越守就兵力越不足;倘若敢攻,攻了,就会发觉兵力很够用。”
这个道理,并不难懂,守的一方,是被动,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那一点进行攻击,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。于是,“备多则力分”。反过来说,我倘若敢攻,而且抢先去攻,只须集中相当力量,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,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。
也许有些人,会向我说:“你主张攻,固然很好。倘若攻得不成功,败了下来,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?”
我的回答是:老本钱是输不完的。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,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。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,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。
我在几十年前,曾经看到一部《围棋兵法十三篇》。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:“宁输十子,不失一先”。“先”这个字,太重要了。
再进一步来说,打得越勤,才扎得越稳。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,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,只晓得用“操演”来练兵,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。
也许,费祎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,而是静待机会。可惜,他死得太早,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。他喜欢喝酒,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。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,大宴宾客,“请眷酒”,自己喝得大醉,人事不知,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,一刀砍死。
郭修是(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)西平郡人氏,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。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,被强迫迁移了来,颇受重视(可能是读过一些书,在家乡是一位名士)。费祎待他以宾客之礼,他却恩将仇报,不惜与费祎同归于尽(事后,魏国朝廷称他为“故中郎”,迫封他为长乐乡侯,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、绢一千匹)。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;也可能是精神失常。就费祎来说,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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